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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探秘中国“植物庞贝城”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第3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地科联”)公布了第二批100个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中国有3处入选,“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是其中之一。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为何被称为“植物庞贝城”?有怎样的科学价值?目前的研究情况如何?全球唯一的二叠纪“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指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煤田内埋藏保存的二叠纪化石森林。2.98亿年前,整个华北地区还是沉浸在汪洋中的一个大岛屿,乌达地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度热带区域,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热带雨林,这里温暖湿润,长满石松类、有节类、瓢叶类、蕨类、种子蕨类、原始松柏类、苏铁类等植物,高低错落,郁郁葱葱。然而,一场规模空前的火山突然喷发,厚厚的火山灰飘到了这片森林,整片森林被就地掩埋。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的保存方式与庞贝古城遗址如出一辙。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被掩埋在数米深的火山灰下,直到1748年被发掘,这里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神庙、街道、民居等。基于此,负责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发掘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军带领的研究团队将该产地命名为“植物庞贝城”,这一研究成果2012年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后,引发了国际地质古生物学界的关注。国际地科联在对今年获评的遗产地进行介绍时这样写道:乌达化石遗址是世界上重建植物化石数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世界上精确重建煤田植被实际景观规模最大的地方,为了解植物群落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超过50个物种分类说明了该区域高度的生物多样性。乌达化石代表了一个被称为二叠纪“植物庞贝城”的远古森林的特殊记录。“目前,不完全统计显示,全球发现的动物化石埋藏点可能不少于50万,植物化石埋藏点可能有10余万,但是公认的保存方式与‘植物庞贝城’基本相同的只有5个。这里是唯一一个处于二叠纪最早期的,准确地说是处于石炭纪与二叠纪之交。”王军告诉记者。据了解,其他的类似于“植物庞贝城”保存的植物群位于美国、西班牙、捷克、德国,但受制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种群丰富程度与科研进展不及乌达植被化石产地。“植物庞贝城”研究团队目前的研究进展表明,乌达“植物庞贝城”囊括5项世界之最:最大面积的远古森林实际复原、最丰富的同期成煤植物群化石标本收藏、最古老的苏铁植物、最丰富的瓢叶目植物群落以及最多的化石植物整体重建。稀有的原位埋藏化石森林原位埋藏是王军当初发现乌达化石的线索,也是乌达化石产地之所以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重要原因。1997年,王军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做瓢叶目植物的研究,所里的吴秀元老师送给他一小块产自贺兰山脉的瓢叶类植物矿化标本。吴秀元20世纪60年代初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一直跟随李星学院士从事地层古植物学研究,对贺兰山华夏植物群等非常熟悉,尤其擅长石炭纪植物和地层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吴老师在贺兰山野外考察期间,偶然发现一块已矿化的瓢叶目植物化石,虽然这个球果化石的直径仅有2厘米,但结构保存完整,十分罕见。王军对这个化石进行了仔细的修理和技术分析,鉴定后确认这是瓢叶目中的一个新种,后来在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瓢叶目一种孢子叶球盘穗的形态及解剖学研究》中将其命名为“中华盘穗”。这是当时发现的第一块保存了内部解剖结构的瓢叶目植物化石,它为解决瓢叶目植物的系统归属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它的体积太小,当时的实验条件无法展开更深入研究,王军觉得有必要重返贺兰山去找更多化石材料。之后,王军多次到贺兰山进行野外科考。2003年,王军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弗科恩教授一同前往贺兰山脉,后者主要从事石炭-二叠纪地层和植物研究,在埋藏学和古环境学等领域成就斐然。这一次,他们虽没有找到“中华盘穗”,但在乌达煤田红旗煤矿6号和7号煤层之间,发现了一层约66厘米厚的植物化石层,绵延三十多米,包括一些直立的茎干,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根,这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的。经辨认,他们认为很可能是树蕨、科达和瓢叶目拟齿叶属。这样的发现令两位科学家振奋,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并非以往文献中认为的湖相粘土岩,而是火山凝灰岩,表明其为火山灰特异埋藏。王军告诉记者,火山进行了一次连续喷发,森林是被一次性掩埋的,中间不存在火山喷发停止后,又有树木新生长的情况。火山灰的飘落可能持续了数天甚至数月,当时埋下来的厚度约为1.2米—1.5米,由于上面又形成了煤层、岩石等,后经近3亿年以来的地质作用,现在保存的厚度约为66厘米。“一般化石中的植物都是躺着的、破碎的,但这里的植物化石是站着的、完整的。展开的树冠、倒伏的树干,甚至还有缠绕的藤蔓、树间的小草以及被昆虫咬食的植物叶片。”王军介绍,乌达植被化石包括了石松类、有节类、蕨类、种子蕨类、前裸子植物、早期松柏植物和苏铁类植物共7大类50余种,具备了现代植被类群中除被子植物以外的各大类群。有着非常清晰的分层结构,包括高层乔木、低层乔木、层间植物、灌木层、地被层。团队还曾发现了一棵完整的封印木,树桩在岩石中,树干倒伏,树冠折断但跟树干还保存在一起,复原后高达二十几米。乌达化石标本目前发现的就超过了50种,多数都能够进行整体重建研究,因此这里将可能成为全球实现化石植物整体重建复原属种最多的古植物学圣地,有望为古生物演化生命树增添最多的化石植物新物种。丰富古生物演化生命树据王军介绍,这片化石遗产地处在煤层之间,目前为止,科研人员在35平方公里的煤田区域陆续发掘了1万平方米。发掘过程中,许多发现在打破既有的认知。比如按照教科书,在中国的热带雨林,发掘2500平方米就可以覆盖区域内的所有物种,但是当团队发掘到8000平方米的时候,仍然有新物种出现。“目前已经复原并完整重建了9种古植物。”王军介绍,特别是在瓢叶目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二叠纪末大灭绝事件中,瓢叶目植物随之消失,它是华夏植物群的特色和代表类群之一,在石炭-二叠纪植物群中最常见,但也是研究最薄弱的一组植物。其植物系统分类位置从1931年该目建立以来始终是个谜团。2015年,王军团队在乌达找到了内部结构保存完好的拟齿叶,随后数年中,团队又多次发现具有相同内部解剖结构的拟齿叶,大量数据不仅证明果与叶同源,同时也显示了这类植物的主干发育具有密木型的松柏类木材特征,至此终于确认瓢叶目属于前裸子植物,彻底解决了瓢叶目在生命演化树中的位置,即系统分类属性及其亲缘关系。除了树木,王军更想了解整个森林的奥秘。乌达化石产地一块3000平方米的发掘现场被画满了白色方格,这些就是定位点,每个点位是一棵植物,如果植物都被复原出来,就能真正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不仅可以了解单个植物的信息,更能了解到群落的生态。在这里,有最古老可靠的苏铁,以往发现的苏铁由于信息内容不完整,仅见叶片而缺乏繁殖器官,无法确认属于苏铁。而乌达的苏铁则既有叶片又有繁殖器官,可以确定。王军告诉记者,从目前研究来看,这片森林里最多的是树蕨,其次是瓢叶目,而且发现有科达树生长的地方,一定没有封印木,反之亦然,两者呈割据状态。森林一年中有8个月,地表有浅层水体覆盖,其余4个月,陆地会露出,这些都是成煤的条件。而到底是哪些植物能够变成煤炭,长期以来缺乏直观而清晰的证据,乌达化石产地展现出的成煤植物群落组成,成为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他还介绍,石炭-二叠纪之交的地球气候环境与当前十分相似,南北两极覆冰,当时地球正经历冰室气候向温室气候转换,现在也正在从第四纪以来的冰室气候过渡到温室气候,气温逐渐升高,极端天气频发,植物为了适应气候也要发生变化,或迁移或进化或灭绝等,乌达化石产地所处的地质历史时期为研究现代植被适应冰室过渡到温室的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对粮食生产有重要意义。“植物庞贝城”的研究虽然已经进行了20多年,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在如此丰茂的热带雨林,仅发现蝎子等10块左右的动物化石,为什么数量和种类都那么少?王军告诉记者,一个化石点的研究是无穷无尽的。“技术一直向前发展,每一代人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相信这些未解之谜在未来会一一揭开。”“植物庞贝城”复原图↑乌海拟齿叶化石↑普氏封印木化石↑火山凝灰岩层野外露头↑
    2024-11-12
  • 【新华社】提速约四成!科学家探秘远古昆虫的“飞行竞赛”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通过对中生代古蝉的形态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约1.5亿年前古蝉通过新老类群的演替,实现了飞行能力的显著提升。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古所学者领衔的国际古生物团队完成,向公众生动展示出一场在远古天空悄然开展的“飞行竞赛”。蝉俗称知了。在距今约2.6亿至1亿年前,古蝉总科是具有代表性的树栖昆虫。它们在这一时期非常繁盛,保存了大量的化石,并且与现代蝉类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是研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对象。此次,研究团队建立了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系统重建了古蝉的宏演化历史。研究团队发现,在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古蝉类群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演替事件。早期古蝉具有近似椭圆形的前翅、较大的后翅和较小的中胸,而晚期古蝉则演化出近似三角形的前翅、较小的后翅和较大的中胸。这种形态变化使晚期古蝉的飞行能力显著提升。南京古生物所画师杨定华绘制的中生代鸟类与古蝉之间“飞行竞赛”的生态复原图。图片来源:南京古生物所↑“我们发现,晚期古蝉的翅载荷提高了92%,飞行速度提升了39%,飞行肌肉占比提高了19%,显示出飞行灵活度和效率均有显著提高。”研究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南古所博士许春鹏说。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古所研究员王博介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飞行竞赛”,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空中出现了新的捕食者。在约1.55亿年前到约1.35亿年前,早期鸟类迅速繁盛起来,并成为森林中强有力的“捕食家”。早期鸟类多以昆虫为食,体形硕大的古蝉正是理想的食物来源。这一压力促进了古蝉类群的演替。“这一研究为定量计算远古昆虫的飞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也为理解飞行生物的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王博说。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科学进展》上。(完)记者:王珏玢
    2024-10-30
  • 【中国科学报】被吃还是快飞——一场远古昆虫的“飞行竞赛”
     飞行是动物界极具创新性的运动方式,为飞行动物提供了诸多生存优势。古生物学家根据古蝉化石提出了中生代“飞行竞赛”假说,但一直缺少严格定量验证。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简称南京古生物所)与国内外科研人员合作,以古蝉为研究对象,建立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揭示中生代的“飞行竞赛”。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26日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南京古生物所画师杨定华绘制的中生代鸟类与古蝉之间“飞行竞赛”的生态复原图。图片来源:南京古生物所↑“飞行竞赛”假说迄今,仅有昆虫、翼龙、鸟类和蝙蝠这四类动物演化出主动飞行能力。其中昆虫是最早掌握飞行能力的动物,并且演化出了多样性极高的飞行策略和相应的生态适应。然而,重建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非常困难,因此,科学家对昆虫飞行能力的演化历史了解也非常有限。由于古蝉在中生代非常繁盛,现存大量化石,因而成为探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类群。其与现生蝉类的亲缘关系较近,具有相似的形态特征和飞行机制。2010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王博和研究员张海春在检视德国晚侏罗世索伦霍芬古蝉后发现,在侏罗纪最晚期,古蝉类群存在一个明显的演替事件。晚期古蝉类群可能进化出更强的飞行能力,其潜在演化驱动因素为新兴空中捕食者的捕食压力,并据此提出了“飞行竞赛”假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许春鹏,目前正在德国耶拿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主要是古生物学大数据分析和节肢动物宏演化。他向《中国科学报》介绍,在鸟类出现以前,中生代森林的空中只有翼龙和各类昆虫这两大类飞行生物,空中生态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突然演化出了全新的飞行动物——鸟类,其强悍的飞行能力打破了原有平衡。“鸟类和翼龙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与昆虫之间主要是捕食关系。”因此,很多昆虫例如古蝉,由于鸟类的繁盛促进了它们飞行能力的提高——只有飞得快、飞得灵活才可以避免被捕食。在早期鸟类的辐射过程中,翼龙也发生了明显的演化事件。有力证据由鸟类引发的中生代“飞行竞赛”,极大影响了翼龙和昆虫的演化,从而重塑了中生代晚期的空中生态系统。不过,此前“飞行竞赛”假说虽被广泛引用,却缺少严格的定量验证。近日,许春鹏与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王博和张海春,与临沂大学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教授陈军、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实验动物系教授Muijres Florian、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余逸伦等合作,以古蝉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综合研究工作。研究结果揭示了鸟类早期辐射事件对昆虫演化的影响,并为探究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协同演化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在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之间,早期鸟类经历了显著的辐射事件,并迅速占据了森林中的生态位。早期鸟类多为食虫性,而体形硕大的古蝉是其理想的食物来源。该研究发现,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在时间上与早期鸟类的大辐射相吻合。因此,早期鸟类的繁盛很可能对古蝉的演化产生了定向选择压力,促进了古蝉的类群演替,导致了早期古蝉的衰落,以及飞行能力更强的晚期古蝉的崛起。这一结果也为鸟类引起的中生代“飞行竞赛”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古蝉专属数据库在此次发表的成果中,研究团队检视了全球范围内所有代表性的古蝉化石,综合利用最大简约法和贝叶斯法,重建了古蝉总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并识别出了并系的早期古蝉和单系的晚期古蝉两个类群。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提取了综合的形态学数据,建立了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进而构建了古蝉类的首个系统发育关系,并综合贝叶斯支端定年分析、谱系形态空间分析、形态歧义度分析和几何形态度量分析等方法,重建了其宏演化历史。此外,该研究构建了古蝉的空气动力学模型,据此定量评估了其飞行性能,阐明了该昆虫类群的飞行能力演化史。空气动力学研究显示在该演替事件中,古蝉发生了显著的形态学演化,促使其飞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包括更快的飞行速度、更高的灵活度以及更高的飞行效率。文章通讯作者王博表示,这项研究也为定量计算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记者:张楠
    2024-10-30
  • 【南京日报】亿年前虫鸟生存博弈,谁是赢家?
    在遥远的中生代,天空中上演了一场激烈的“飞行竞赛”。这场竞赛的参与者包括了翼龙、鸟类,还有一类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巨大昆虫——古蝉类。这些古蝉,翅展可达近15厘米,是当时空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0月26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人员与国内外学者合作以古蝉为对象开展研究,通过形态空间和空气动力学分析,为我们揭开了古蝉飞行能力的演化之谜,为中生代的“飞行竞赛”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26日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图:中生代鸟类与古蝉之间“飞行竞赛”的生态复原图。飞行是动物界极具创新性的运动方式,为飞行动物提供了诸多生存优势。迄今,仅有昆虫、翼龙、鸟类和蝙蝠这四类动物演化出主动飞行能力。其中,昆虫是最早掌握飞行能力的动物,并且演化出了多样性极高的飞行策略和相应的生态适应。然而,由于重建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非常困难,我们对昆虫飞行能力的演化历史了解有限。直到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学家联合国内外专家通过对古蝉开展形态空间和空气动力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古蝉类是中生代的代表性树栖昆虫,生存时限从晚二叠世一直延续到晚白垩世(距今约2.6亿年至1亿年)。它们与现生蝉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形态特征和飞行机制相似。在中生代,古蝉非常繁盛,留下了大量的化石记录,因此是探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类群。“我们通过检视全球的古蝉化石,建立了古蝉的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首次构建了古蝉类的系统发育关系,并通过形态空间和空气动力学分析,定量评估了其飞行性能,阐明了该昆虫类群的飞行能力演化史。”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博介绍。研究结果表明,古蝉在从中生代早期到晚期的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形态变化。早期古蝉的翅膀近似椭圆形,而后翅相对较大;而晚期古蝉的翅膀则近似三角形,后翅较小,中胸较大。关于翅脉的形态空间分析也进一步表明,早期古蝉和晚期古蝉的翅脉结构也有较大的差异。图:早期古蝉和晚期古蝉。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古蝉的飞行能力。相比早期古蝉,晚期古蝉的翅载荷提高了92%,其飞行速度有39%的提升;飞行肌肉占比提高了19%,显示其飞行灵活度和飞行速度的提高;前翅展弦比提高了15%,进一步证明晚期古蝉具有更快的飞行速度和更高的飞行效率。此前,古生物学家曾根据古蝉化石提出了中生代“飞行竞赛”假说,但一直缺少严格定量验证。本次研究结果为这个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早期的鸟类多为食虫性,而体形硕大的古蝉是其理想的食物来源。”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春介绍,研究发现,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在时间上与早期鸟类的大辐射相吻合。因此,早期鸟类的繁盛很可能对古蝉的演化产生了定向选择压力,促进了古蝉的类群演替,导致了早期古蝉的衰落以及飞行能力更强的晚期古蝉的崛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许春鹏表示,以此研究推测,鸟类这一新兴飞行动物的起源和辐射,很可能对已有的飞行生物(昆虫和翼龙)产生严重影响。在早期鸟类的辐射过程中,翼龙也发生了明显的演化事件:由体形较小、食虫为主的基干类群,逐渐演替为体形较大、食性多样化的翼手龙类。作为潜在的竞争者,鸟类的繁盛可能促进了翼龙的类群演替。中生代的“飞行竞赛”极大影响了翼龙和昆虫的演化,从而重塑了中生代晚期的空中生态系统。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临沂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德国耶拿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德国洪堡学者基金会的资助。南京古生物所画师杨定华为该成果绘制复原图。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张安琪 
    2024-10-30
  • 【光明日报】中生代“飞行竞赛”添新证据
     (记者苏雁 通讯员姬尊雨)昆虫是最早掌握飞行能力的动物,它们是如何演化出飞行功能的?由于重建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非常困难,学界对昆虫能力的演化历史了解有限。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许春鹏、研究员王博和研究员张海春,与临沂大学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教授陈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余逸伦等合作,以古蝉为研究对象开展综合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古蝉总科(半翅目)是中生代的代表性树栖昆虫,翅展最长可达15厘米,生存时限从二叠纪晚期到白垩纪晚期(距今约2.6亿年至1亿年)。古蝉在中生代非常繁盛,保存了大量的化石记录,是探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想类群。何为“飞行竞赛”?2010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在侏罗纪最晚期,古蝉类群存在一个明显的演替事件。“以古蝉为代表的昆虫很可能受到新兴空中捕食者的影响,拼命将自己装备起来,演化出了更强的飞行能力。”王博解释,这便是“飞行竞赛”假说。该假说虽被广泛引用,但一直缺少严格的定量验证。通过对全球范围内所有代表性的古蝉化石进行检视,研究团队重建了古蝉总科的系统发育关系,识别出了并系的早期古蝉和单系的晚期古蝉两个类群。研究进一步揭示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早期古蝉开始衰落,晚期古蝉开始崛起。综合各类形态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古蝉在这次类群演替事件中发生了明显的表型演化。该研究构建了古蝉的空气动力学模型,据此定量评估其飞行性能,阐明了该昆虫类群的飞行能力演化史。研究发现,相比早期古蝉,晚期古蝉的翅载荷、飞行肌肉、前翅展弦均有提升,古蝉发生了显著的形态学演化,飞行速度、飞行灵活度、飞行效率显著提升。该成果为定量计算灭绝昆虫的飞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该研究发现的侏罗纪—白垩纪之交的古蝉类群演替事件,在时间上与早期鸟类的大辐射相吻合。因此,早期鸟类的繁盛很可能对古蝉的演化产生了定向选择压力,促进了古蝉的类群演替,导致了早期古蝉的衰落以及飞行能力更强的晚期古蝉的崛起,鸟类可能是引起中生代“飞行竞赛”的“始作俑者”。研究认为,鸟类这一新兴飞行动物的起源和辐射,很可能对已有的飞行生物(昆虫和翼龙)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早期鸟类的辐射过程中,翼龙也发生了明显的演化事件:由体形较小、食虫为主的基干类群,逐渐演替为体形较大、食性多样化的翼手龙类。作为潜在的竞争者,鸟类的繁盛可能促进了翼龙的类群演替。总之,中生代的“飞行竞赛”极大影响了翼龙和昆虫的演化,从而重塑了中生代晚期的空中生态系统。 
    2024-10-28
  • 【新华社】发现1亿年前的萤火虫
    生物发光是自然界中最令人着迷的奇观之一,无论是深海中发光的鱼类还是夏夜翩翩起舞的萤火虫,都不断吸引人类探寻其中的奥秘。最近,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领衔的国际研究在约1亿年前的缅甸琥珀中新发现一枚萤火虫化石。这为探寻生物发光的演化历史打开了新窗口。缅甸琥珀中的何海坤弗拉马里翁熠萤化石。(南京古生物所供图)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古所研究员蔡晨阳向记者介绍,这枚新发现的萤火虫化石保存在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代表了萤科动物的一个新属种,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何海坤弗拉马里翁熠萤。从形态上看,这种熠萤体长不足1厘米,拥有一对细长的触角和一对透明的翅膀。它的腹部末端附近有一个明显的发光器,这是萤火虫特有的生物发光器官。这个发光器官在化石中清晰可见,并且与现代萤火虫的形态十分相似,表明这种萤火虫在白垩纪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发光的能力,且发光器官在演化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何海坤弗拉马里翁熠萤腹部末端的发光器。(南京古生物所供图)此外,熠萤的触角末端还具有明显的椭圆形感受器。科研团队认为,这可能是特化的嗅觉感官,用于在夜晚寻找配偶。“通过现阶段的化石详细分析,我们推测,这类白垩纪熠萤的发光器可能既用于夜间求偶,也用于生物个体间的交流。这一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萤火虫演化历史的认识,未来随着更多化石的发现,我们有望进一步了解昆虫发光的演化历史以及形成机制。”蔡晨阳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辑》上。来源:新华社记者:王珏玢
    2024-09-24
  • 【中国新闻网】中国3处地质遗产地新入选全球地质遗产地名录
    中新网南京9月3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9月3日在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地科联)近日公布全球第二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内蒙古“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四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广西“桂林喀斯特”等中国3处地质遗产地入选。9月3日,南京,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举行“中国3家地质遗产地入选第二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新闻发布会。中新网记者 孙自法 摄2022年10月,国际地科联公布全球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中,中国共有7处地质遗产入选。加上本次第二批入选的3处,中国迄今已拥有10处全球地质遗产地。“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作为地史时期成煤森林的特异埋藏记录,其火山灰内的高精度锆石定年结果表明,这个成煤森林的年龄为距今约2.98亿年,是最早的二叠纪成煤森林。截至目前的调查研究,乌海“植物庞贝城”已囊括5项世界之最:最大面积的远古森林实践复原、最丰富的同期成煤植物群化石标本收藏、最古老的苏铁植物、最丰富的瓢叶目植物群落,最多的化石植物整体重建因而为古生物演化生命树增添了最多的新物种。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位于四川盆地东北端,表面出露有一套晚三叠世至早白垩世的陆相地层,含有中侏罗世恐龙化石的地层厚约180米。截至目前,已发掘出200多具恐龙和其他脊椎类动物化石。其中,已鉴定出26属29种,由此组成中侏罗世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落。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拥有最为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这里也是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该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恐龙骨骼结构,这对于推断恐龙的行为至关重要。广西桂林喀斯特位于南岭构造带中部,以秀美漓江及其支流周边的塔状及锥状岩溶地貌为主要特征,同时发育有许多洞穴。不同于抬升较快的云贵高原,桂林地区地层稳定,构造抬升相对缓慢,增强了其科学意义,成为全球岩溶研究的重要参考。桂林喀斯特是大陆型塔状岩溶的典型代表,是华南地区岩溶演化末期的地貌展现,使其成为开展岩溶过程及其环境影响研究的代表区域。据了解,中国入选全球首批地质遗产地名录的7处地质遗产地包括: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区“长兴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和‘金钉子’”、世界地质公园“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和湖泊”“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理”“云南石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地质公园“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珠峰奥陶纪岩石”等。(完)
    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