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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新当选院士集体“追星”：“想到他们，我们没理由退缩”“跟这一代科学家相比，感觉自己很渺小。胸怀、情怀、格局，真的很难比。” 说这话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朱茂炎。此刻，他正站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的邓稼先像前。■本报记者 赵广立 张楠 孟凌霄 见习记者 樊晓丽“跟这一代科学家相比，感觉自己很渺小。胸怀、情怀、格局，真的很难比。”说这话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朱茂炎。此刻，他正站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的邓稼先像前。朱茂炎和邓稼先是同乡。“当年邓稼先受命远赴外地从事‘两弹一星’绝密研究，瞒着家人，隐姓埋名20多年。”朱茂炎说，每想及此，感慨良多。2026年两院院士大会前夕，朱茂炎等2023年、2025年当选的院士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内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参观学习。半山腰的“功勋路”旁，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雕像静静伫立在翠柏之间，目光穿越时空，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被看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珏在“任老总”的雕像前驻足良久。“任老总”是航天后辈对任新民先生的尊称。王珏说，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也是航天后辈心中敬仰的“总总师”。任新民早年留美，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回国，隐姓埋名投身航天事业。“他一生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王珏说，“‘任老总’教会我搞航天不能只盯着眼前，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航天人做的就是‘十年磨一箭，万人一杆枪’的事。”王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长征五号”从2006年立项到首飞，上万航天人参与研制，许多试验要做几百遍甚至上千遍。很多人在聚光灯之外默默耕耘一辈子，甚至到最后也没看到火箭上天。“但这正是航天事业的铁律——每一次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是无数人矢志坚守、默默奉献的日日夜夜。”王珏说，“坐得住，才能托举得起。”对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国安来说，“两弹一星”精神是刻在骨子里的，是核工业人的文化基因。他向《中国科学报》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老院士曾在我们单位工作多年，留下了七八篇内部报告，但这段经历在他的公开简历里从未出现过。我后来翻到那些报告，稿纸上连署名都没有，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是他写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元智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搞国防通信的，很多工作不能发表论文。外界看不到你的成果，你也不能说在做什么。”“但正如‘两弹一星’元勋们一样，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被人看见，而在于国家需要的时候你能顶上去、你的成果能顶上去。”何元智说。坐“冷板凳”的人，心里要有“热使命”何元智还记得，她在本科期间参观学校的卫星地球站，几乎所有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老师说装备发生故障还得花大价钱请国外专家上门维修。“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难受，心想核心技术买不来、依赖引进靠不住。”从那一刻起，她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中国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何元智告诉《中国科学报》，她和团队曾选择一项新型通信技术作为攻关方向，是全世界公认最难啃的“硬骨头”，很多专家都不看好。但他们扎进创新攻关“深水区”，日复一日反复推演、积累数据、总结规律，多次深入一线恶劣环境试验验证，屡败屡战，最终突破了复杂环境中可靠传输的理论瓶颈。“支撑我们的，就是那种‘再难也要把事干成’的信念。”她对《中国科学报》说，坐“冷板凳”的人，心里要有“热使命”。“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中，最让何元智动容的是钱学森先生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国、从“零”开始撑起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以及郭永怀先生在牺牲时用身体护住重要实验数据的壮举。“他们使我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加真切、更加厚重的理解，也引发了我几十年始终坚守的那份家国情感、强军事业的共鸣。”何元智说。1986年，叶国安从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从事核工业研究，一干就是40年。叶国安回忆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经济形势不好，科研任务不饱满，核工业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后处理专业更是面临“还要不要继续搞”的严峻考验，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但我看到身边那些老同志，一辈子就这么兢兢业业地干过来了。人家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叶国安说，身边老同志的坚守和核工业精神的熏陶，实实在在地打动了他、留住了他，后来国家有需要、有任务时，“那些年打下的基础也终于派上了用场”。作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也经历过“至暗时刻”。2017年“长五”遥二火箭发射346秒后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将对嫦娥五号、空间站建设等任务产生重大影响。最终，研制团队历经908天，累计进行了40余次、1.5万余秒关键技术试验，总计超过2万余次各种地面试验，采取了227项改进措施，终于让长五“王者归来”。“在那908天里，团队负重前行，但每当想起老一辈在比我们困难百倍的条件下照样干出了惊天伟业，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退缩。”王珏说，中国航天最可贵的就是从挫折中奋起、在苦难中铸就辉煌，“这是这项跨代工程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滋养”。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宏在参观后感慨，“两弹一星”科学家们最了不起的是他们不畏艰难、憋着一股劲，誓要破解难题。“我们今天许多仍在实验室里默默探索、尚未取得原创性突破的科研工作者，在这种劲头上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无论是当年的“两弹一星”事业，还是当今面向未知的原创性探索，都需要锲而不舍、永不放弃的精神。成果要用到一线，人就得待在一线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前，朱茂炎刚从纳米比亚北部的野外考察中返回。“受中东战火影响，（去程）飞机坐了将近30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落地开了9个小时的车才到露营地，一路颠簸，连续几十个小时没怎么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们爬很陡的山考察剖面，气温35℃，又热又闷，山坡杂草下面全是乱石。当时，我感觉脚下踩的全是空的，几乎晕倒在山上，无法站立。”朱茂炎向《中国科学报》讲述说，这是他“从事野外工作从未有过的体验”。“所幸我身体底子还算好，不然以当地的医疗条件，如果没撑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险。”朱茂炎说，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根本没法与前辈们面对的困境相比，但确实遇到过“还要不要干”的艰难时刻。然而，“想到他们，我们没理由退缩”。“很庆幸我还是有点儿‘闯’的精神，总愿意做点儿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遇到前人没走过的路，也要往前探一探。”朱茂炎说，“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几乎人人如此：面对未知，敢想，也勇于克服困难。克服困难，对“两弹一星”元勋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叶国安分享说：“当年搞原子弹研究时，哪有什么现成的实验室和完备的防护条件？王方定先生当年就是自己动手搭工棚，一边建设一边研究。如果等什么都建好了再动手，原子弹什么时候能搞出来？”对于一线科研人员来说，科研工作往往要以5年、10年为单位持续推进。如何做到不急功近利、不盯着文章和影响因子看，是许多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现实困境。对此，叶国安认为，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最终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多大贡献，而不是发了多少篇文章。“文章可以锦上添花，但国家需求才是我们搞科研的根本出发点。”叶国安说，“我们的很多项目是为生产一线服务的，成果最终要用到一线，就要把精力放在离问题最近的地方，和一线的人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叶国安看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身教重于言传。“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年轻一代看到，真正的科研不是为了发文章、争头衔，而是为了解决国家真正的需求。”202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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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地层学“奥林匹克”首次来到中国 给地球46亿年历史“钉刻度”7月3日，有着地层学“奥林匹克”之称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在昆山闭幕。这场国际学术盛会自举办以来首次走出欧洲，迎来加拿大、印度、奥地利、巴西、德国、意大利等33个国家的700余名专家学者。大会以“深耕地层：承古拓新”为主题，由国际地层委员会主办，南京大学承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苏州深时数字地球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记者 张 宣7月3日，有着地层学“奥林匹克”之称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在昆山闭幕。这场国际学术盛会自举办以来首次走出欧洲，迎来加拿大、印度、奥地利、巴西、德国、意大利等33个国家的700余名专家学者。大会以“深耕地层：承古拓新”为主题，由国际地层委员会主办，南京大学承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苏州深时数字地球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中国之所以能在举办地中脱颖而出，源于近年来在地层学领域的硬实力。中国科学家建立的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金钉子”）数量稳居世界前列，相当于给地球46亿年的历史标上了国际通用的“刻度”。会议期间，面向全球发布首个地层学AI模型、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变革性工具，推动地层学研究从传统经验描述迈向智能综合，让“解码地球46亿年记忆”变得可计算、可重建、可视化。从欧洲到昆山，终于等来“东方时间”国际地层学大会是国际地层委员会的官方学术会议，前四届大会分别在葡萄牙里斯本、奥地利格拉茨、意大利米兰和法国里尔举办。这一次，大会首次走出欧洲、落地中国，被国际同行视为全球地层学研究重心东移的标志性事件。“过去，咱们国内地层发育条件非常优越，但长期没能占据匹配的国际学术地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与地层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旭在接受《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时感慨，但是近20年来，中国地层学一直走在全球前列。这份话语权的背后，是一代代中国学者的接续奋斗。戎嘉余院士曾担任过国际志留纪地层分会主席，陈旭本人曾担任国际奥陶纪地层分会主席，彭善池教授曾担任过国际寒武纪地层分会主席，王向东教授曾担任国际石炭纪地层分会主席，金玉玕院士曾任国际二叠纪地层分会主席，后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接任二叠纪地层分会主席，如今又出任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学者在国际地层机构的话语权越来越重，再加上国家整体科研实力的强力支撑，这一届全球地层学大会的主办权，才落到中国手里。”陈旭说。为何大会最终花落昆山？“重要原因是地层学研究领域里，南京大学沈树忠团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多支科研团队长期起到全球主导作用，再加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共同协办，全球地层学研究重心向我们这边转移，江苏自然成为最合适的举办地。”陈旭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补充道，本次大会依托落地昆山的苏州深时数字地球研究中心，这个国家级、全球性重大科技合作平台，与大会“AI赋能地层学”的主题高度契合。那地层学究竟研究什么？“金钉子”又是什么？“地层学就像给地球历史‘编年’。”沈树忠打过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像中国历史划分唐、宋、元、明、清，地质历史也要有清晰的时间序列，地球上发生的所有地质事件、所有地质记录，才能放进一个统一的框架里。而“金钉子”，学名“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就是这个时间框架上的“刻度”——经国际地层委员会评审认定，成为全球某两个地质时代分界线的唯一标准剖面，相当于给地球46亿年历史钉上了全世界通用的“时间基准点”。“金钉子”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层学研究水平的核心标志。“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相关的‘金钉子’一共有9枚。”陈旭说，改革开放后，他带领团队在浙江常山奋战二十年，拿下了中国第一枚奥陶纪“金钉子”，实现了零的突破。“我们研究所一共主持确立了7枚‘金钉子’，参与确立2枚。”朱茂炎介绍，加上其他单位主导的点位，目前中国一共拥有11枚“金钉子”，数量仅次于意大利的12枚。寻找“金钉子”，钉在岩石里的“时间密码”“研究地球演化、生命演化，必须有统一、精准的时间标尺，金钉子就是地球历史的‘时间刻度’。”朱茂炎解释，国际地层委员会统一制定全球地质年代表，把地球漫长的演化历史精准划分成不同的时间单元，全球所有地质、古生物学科研工作者，都依靠这套统一的时间标尺解读地球历史、还原生命演化过程、梳理地质变迁规律。“如果没有统一的‘金钉子’时间标准，全球各地的地质演化、生物演化事件，就无法精准对标、无法理清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所有演化规律、地质研究都无从谈起。”很多人觉得“金钉子”藏在深山里，和日常生活离得很远，其实不然。“地层学首先服务地质资源开发，矿产、水文、油气等各类地质资源，全部都依托地层分布。”陈旭说，如果地层年代、地层演化顺序搞不清楚，“就好比研究历史分不清夏商周、元明清，整个资源勘探、开发利用都会受到严重制约”。国内几十年煤炭、各类基底矿产、金属矿藏的分布，全部和对应地层深度绑定；把地层年代序列梳理清楚，矿产勘探开发才有清晰框架。“把地层‘地球历史家底’梳理清楚，是所有地质工作的基础，直接支撑国民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略资源。“全球竞争激烈的稀土资源，我国内蒙古白云鄂博是核心产区，稀土矿体严格赋存于特定地层当中。”陈旭说，把对应地层演化规律研究透彻，能大幅降低开采成本、提升勘探筛选效率。不仅是稀土，页岩气等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同样离不开地层学支撑。陈旭从2014年开始，就牵头联合中石油、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几十位青年专家，联合攻关四川盆地页岩气地层，研究成果直接支撑了四川页岩气的勘探开采，“落地效果非常显著”。如今，90岁的他还在撰写两到三本相关英文专著。每一枚“金钉子”的背后，都是中国科学家数十年“甘坐冷板凳”的坚守。陈旭团队在浙江常山野外深耕二十年，才拿下中国第一枚“金钉子”。最新一枚位于贵州凯里剑河的寒武纪“金钉子”，是贵州大学赵云龙教授毕生的研究成果。“他耗费数十年心血，在将近80岁时才成功拿下这枚‘金钉子’。”朱茂炎回忆，这枚“金钉子”的申报过程异常艰辛，在全球多轮竞争评审中，面临很多国际同行的质疑、挑剔，团队一次次攻坚克难、闯关突围，才最终成功获得国际地科院的批准，“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坚守深耕、永不放弃的科研毅力”。“大家常说的‘坐冷板凳’，其实就是做基础理论研究，这类研究很难短期看到直接经济效益，必须沉下心长期积累，不能半途而废。”陈旭说，但一旦基础研究形成体系、产出成果，就一点都不“冷”了。“国内各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部离不开地层学支撑，从这个角度看，地层学的产业价值非常突出。只要踏实深耕基础地质研究，所谓冷门学科，最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热门支撑学科。”他寄语年轻科研人员，踏入地球科学领域就要做好长期坐冷板凳的准备，不能追求短期快速出成果，“必须沉下心持续积累、长期深耕，才能产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AI遇上地质锤，古老地层学迎来“智能时代”本次大会最受瞩目的焦点是人工智能给古老地层学带来的全新变革。会议期间，南京大学联合苏州深时数字地球研究中心面向全球发布首个地层学AI模型、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深时数字露头等变革性工具。据大会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地层对比全靠科研人员拿着标本人工比对，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如今AI几分钟就能完成全球范围的地层对比。“AI技术应用在地学研究是必然趋势，但不能脱离传统野外地质基础空谈AI。”陈旭特别强调，所有AI数据库、对比分析素材，全部来源于野外实测地层资料、剖面对比原始数据，“只有基础野外资料精准、扎实，数据库才有可靠性”。在他看来，二者的关系就是“扎实的野外基础数据，搭配AI算力，给地层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传统野外考察和AI技术的融合，需要三个重要支撑：野外基础资料必须扎实精准、搭建全球覆盖的地层数据库、配备高性能算力与成熟分析方法，再加上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在朱茂炎看来，AI给地层学带来的改变远不止于提升效率。“人工智能最大的价值，是可以整合梳理全球所有年份的科研资料，包括历年发表的文献、不同来源的地层数据，依托国际地层委员会的统一标准，完成全部数据的校准、整合、归类，纳入统一的全球时间框架。”他说，以往地层标准持续修订更新，人工整合海量新旧数据、对标最新标准，工作量极大且极易出错，AI可以高效完成不同时序、不同体系地层数据的适配整合。更重要的是，AI能捕捉人类肉眼、人工分析无法发现的地质规律和演化细节，对残缺的原始地质数据进行修正补全，模拟还原最连续的地质演化过程。“地球拥有40多亿年演化历史，80%的演化历史还没有建立完善、统一的全球地层时序标准，相关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朱茂炎说，目前已明确的100多枚“金钉子”，几乎全部集中在5亿多年以来的显生宙地层，更古老的地层划分还存在大量空白，现有地质时间标准的诸多不确定性，极大制约了整个地球科学领域的创新发展。而AI技术的加入，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的可能。依托大数据和超级算力，科研人员可以处理过去人工根本无法企及的海量多元数据，向更古老的地球历史进发，补齐人类研究的短板。值得骄傲的是，这条“传统地层学+AI”的全新研究路线，正是由中国团队引领全球推进。从“金钉子”数量稳居世界前列，到牵头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研究方法，中国地层学家正在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转变为全球学科发展的引领者。“我不太愿意反复强调‘领先’二字，科学研究更提倡全球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陈旭的话，道出了中国科学家的格局与胸怀。当地质锤遇上AI，当传统积累遇上前沿技术，这门“给地球写历史”的古老学科，正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以更高的分辨率服务于气候预测、资源勘探、生命演化等全人类共同关切的重大议题。2026-07-08 -
【科学网】团魂？！螨虫亿年前已“排队”出行，用丝线互系“安全绳”在自然界中，“排队”似乎是一种高级的集体智慧。从热带雨林中首尾相接行进的松毛虫，到海底排成一列迁徙的眼斑龙虾，再到我们熟悉的蚂蚁，排队行为能帮助动物们更高效地迁徙、觅食或防御。在自然界中，“排队”似乎是一种高级的集体智慧。从热带雨林中首尾相接行进的松毛虫，到海底排成一列迁徙的眼斑龙虾，再到我们熟悉的蚂蚁，排队行为能帮助动物们更高效地迁徙、觅食或防御。然而，这种行为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是如何演化的？动物行为化石本就极为罕见，其中关于“排队”的证据更是凤毛麟角。此前，科学家仅在寒武纪的海洋甲壳类和奥陶纪的三叶虫中发现过疑似排队的化石，而在陆生生态系统中，这一领域长期处于空白。直到最近，一枚来自1亿年前的琥珀，展示了一支“微型远征军”。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螨类幼虫的迁移队列。其中（d）为3只同种幼螨与一只双翅目昆虫呈直线排列，口器正对着昆虫腿部。南京古生物所供图琥珀里的定格近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黄迪颖团队在白垩纪中期的缅甸琥珀中，发现了迄今已知最早的陆生节肢动物排队行为化石证据。相关成果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生物科学》。在这枚仅有指甲盖大小的琥珀中，封印着一幅奇妙的远古画面：13只体型微小的幼螨首尾相接，体轴方向高度一致，排列成一条近乎完美的直线。尽管树脂流动让个别个体位置微偏，但整体队形依然严整。这并非偶然的聚集，而是一支正在执行集体迁徙任务的队伍。经鉴定，这些幼螨属于蛛形纲赤螨科，被命名为新属种——原丝列队螨。它们体型不到1毫米，却长着至少三倍于体长的“大长腿”。在队列中，相邻个体间长长的步足相互接触。科学家推测，这种“腿碰腿”的触觉反馈，是它们在缺乏视觉的情况下维持直线队形的重要方式，如同盲人摸象般保持步调一致。首现吐丝互连的“安全绳”如果仅靠触觉排队，还不足以让学界如此激动。真正令人惊叹的，是化石中发现的“黑科技”——丝线连接。在高分辨率显微镜下，研究人员发现幼螨超长的步足上，保存着直径仅1到3微米的细丝。这些细丝并非杂质，而是精准地连接在相邻两只螨虫的腿部之间。这意味着，这支“远征军”不仅“手拉手”，还懂得使用“安全绳”。当树脂流动导致腿部接触中断时，柔韧的丝线就像机械牵索，将个体重新拉紧，防止“掉队”。文章通讯作者黄迪颖向《中国科学报》介绍，更罕见的是，琥珀“定格”了一只螨虫正在吐丝的瞬间。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成像技术，科研人员清晰观察到其头部前端（螯肢基部）正在分泌丝线。现生螨虫吐丝器官位置多样，而原丝列队螨的吐丝器位于头部。这不仅是螨虫利用丝线的首个化石证据，更揭示了螨虫吐丝能力在演化中是“多源发生”的。“排队”竟是为了“脱单”文章第一作者、南京古生物所博士研究生宣强认为，这些微小的螨虫大费周章地排队出行，甚至不惜消耗能量吐丝，背后隐藏着生存与繁衍的智慧。现生赤螨科幼螨是活跃的体外寄生虫，必须寄生在其他昆虫身上吸取体液才能发育。但幼螨自身运动能力极弱，必须通过“搭便车”（携播行为）依赖宿主扩散。这就面临一个严峻的“脱单”危机：若只有一只幼螨幸运地爬上宿主被带走，成年后将面临找不到配偶的绝境，基因传承就此断绝。为解决此问题，它们演化出了“超寄生”策略，即多只同种幼螨共同寄生在同一宿主身上，排队迁移正是实现该策略的完美战术。集体行进能协同感知环境，提高定位宿主的概率；而吐出的丝线“安全绳”，则在宿主剧烈挣扎时提供物理保护，确保幼螨不被甩飞，牢牢“抱团”寄生。另一块琥珀标本完美佐证了这一点：3只同种幼螨与一只双翅目昆虫呈直线排列，口器正对着昆虫腿部，生动还原了它们排队“登船”甚至正在实施寄生的瞬间。有趣的是，这种精妙的行为在现代螨虫中却消失了。科研团队推测，随着白垩纪以来生态系统的剧变，现代螨虫演化出了更节能的“守株待兔”策略——它们直接识别并趴在宿主的蛹上，等待宿主羽化后直接“拎包入住”，从而省去了排队迁徙的巨大能量消耗。“这种行为的丢失，恰恰反映了生物演化中没有绝对的‘最优解’，只有适应环境的‘最适解’。”宣强表示。这项发现将陆生节肢动物排队行为的化石记录向前推近了一亿年。它向世人证明：即便是微小的螨虫，也拥有令人惊叹的行为复杂性。一亿年前，它们用细丝编织的不仅是队列的“安全绳”，更是生命延续的希望之索。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98/rspb.2026.02712026-06-26 -
【新华日报】南京，向未知要答案作为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古生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与古植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常年手握地质锤、放大镜，穿梭在深山矿区。南京，一座默默解读时空奥秘的城市。“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当初设计寿命为3年，目前它已在太空运行超过10年，并仍在工作。6月12日，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宁闭幕。这是这场被誉为土壤科学界“奥林匹克”的盛会创办近百年以来，首次来到中国。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牵头完成的土壤分类“中国方案”，在本届大会上正式向全球发布。一条在太空，一条在大地。两条看似无关的时间线，显现出南京这座城市特有的步调：在基础研究上长期深耕，不急于宣告成果。在南京，把一件事做几十年，似乎是常态。“悟空”号超期服役如此，内蒙古乌海矿区岩壁上的化石发掘也是如此——在这片2.98亿年前的森林遗址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军已经守了20多年。河北兴隆燕山深处，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制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已高效稳定运行10余年。目前它发布的光谱总数已突破3000万条，连续12年成为国际上发布光谱数量最多的巡天项目。南京从不急着向时间讨要答案，只是把该做的事，一天一天做下去。有些成果等了很久才出来，有些数据传回多年也没上过新闻，但这座城市始终如一，把答案默默交给了时间。望向深空：十年守望一片星海紫金山天文台的观测任务平稳有序。科研人员按计划接收卫星数据、分析空间目标轨道。这样的工作节奏，在紫金山脚下延续了数十年。紫金山天文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8年。那一年，原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1934年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它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从那时起，南京便与中国的天文事业紧紧连在一起。今年年初，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范一中带队远赴西藏，一头扎进海拔4500米的高原观测站。那里荒无人烟，连野草都难以生长，连绵雪山环绕着几座简易观测设施。一行人顶着高寒缺氧，逐一调试设备、校准点位。返回南京后，范一中的办公电脑始终保持着与高原站点的实时连线，每日传回的观测资料堆满文件夹。“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我们用眼睛在看宇宙。”回忆起高原上的夜晚，范一中语气平静。还有一群天文科学家，看得更远——远到南极大陆的冰盖之巅。冰穹A，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海拔4093米，年平均气温零下58摄氏度，被国际天文学界公认为地球上最好的天文观测台址之一。从2007年起，紫金山天文台的科学家就跟随“雪龙”号向南极内陆2000公里深处迈进，在极寒环境下架设望远镜，借助极昼条件观测宇宙卫星。2015年，由紫金山天文台研发设计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是中国首颗空间天文卫星，它的科学目标是寻找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证据。设计寿命3年，如今已在轨运行超过10年。10年间，它累计传回约185亿条高能粒子观测数据，绘制出目前全球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线能谱。《自然》杂志曾评价：“开启了中国空间科学时代。”“悟空”号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团队的默默坚守。项目首席科学家常进院士早年长期在紫台工作，如今虽已调任北京工作，但每逢春节假期，他都会赶回紫金山天文台值守观测岗位。过去10年，几乎每个除夕夜，天文台值班室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卫星在天上，我们的心就要踏实。”这句朴素的话，成了整个团队心照不宣的默契。在范一中看来，暗物质研究看似缥缈，却是未来技术变革的重要源头。上世纪90年代，国外科研团队为探测引力波研发出超高精度激光干涉技术，后续逐步延伸出激光制造、精密测量、数据处理等诸多民用领域，催生出体量庞大的产业集群。“基础研究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带来技术的爆发，但你必须有耐心等待。”想要看清遥远星河，观测设备的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漏。南京天文仪器研制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已起步。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延续着这份探索事业，始终专注于此。安静的实验室里，光线柔和，工作人员常常俯身围在操作台边，手里捏着细小的工具，对着镜片与零部件一遍遍拼装、调试。伏案劳作、反复试测，伴着晨昏流转，成了这里日复一日的日常。郭守敬望远镜（LAMOST）能够稳稳凝望苍穹，依靠着技术的突破和望远镜内部成千上万个精密零件的默契配合。今年3月，设备积攒多年的观测数据正式对外公开，整理出的天体光谱达到3082万余条，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全球各地的天文研究者。像LAMOST这样的大型拼接镜面望远镜要精准对准星体、得到极高分辨率的星象，离不开一种纳米级高精度微位移促动器。早些年，这类高精度部件只能依靠进口，不仅采购成本高，供货也面临掣肘。天光所团队耐着性子，连续数年反复打磨样品、调整工艺，在一次次试验中摸索改进，最终实现自主研发，把零件的精细度做到了极致，分辨率达到纳米级——一根头发丝的万分之一。令人欣喜的是，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应用在天文领域，同时也应用到智能装备、高端制造等多个行业。另一边，同样远在南极。天光所团队依托长期积累的研制经验打造了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在2015年安装落地南极昆仑站。极地环境严酷，设备全程依靠远程控制系统自主运行。安家南极两年后，这台远在地球南端的仪器，成功捕捉到双中子星合并的光学信号。“天文领域的研究，从立项到产出成果，往往需要一二十年。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下一代天文研究筑牢根基。”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胡中文说道。实验室的节奏始终从容有序。科研团队一边细心优化现有大科学装置望远镜，让观测、传收数据的过程更加顺畅；另一边技术力量聚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部件研制，全力推进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研发，这款大国重器有着不一样的观测方向，计划在2030年前后建成。朝来暮去，没有喧嚣与瞩目，科学家们守着一方工作台，在日复一日的专注劳作里，默默为人类探索星空，铺就坚实的路。扎根大地：半生破译地球密码走出南京城，目光投向乡野山间。江西鹰潭的丘陵田间，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实验站静静伫立。1985年建站以来，编号C01的长期定位试验田，始终保持着最初的耕作模式与监测标准。田埂边，第三代青年科研人员弯腰采集土样，密封、标记、登记，流程娴熟利落。40余年连续观测形成的演变曲线，成了研究南方红壤最珍贵的资料。站里的科研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第一代建站者大多已退休，第二代正值壮年，第三代刚刚接棒。不变的，是每年取样、测土、记录。我国南方红壤酸化由来已久，耕层变薄、肥力下降，农民常抱怨“地越种越硬”。正因如此，国家“十五五”规划将红壤治理列为重点解决的农业难题之一。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的行程，大半奔波在江西、湖南、福建、贵州等南方红壤集中区域。脚下的土地酸化、板结、肥力衰退，是多年累积形成的顽疾。沈仁芳说：“土壤问题是长年累月形成的，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他牵头研发的土壤专用调理剂，如今大面积铺向南方数百万亩酸化耕地，农作物亩产提升两至三成。2025年，华南红壤退化阻控关键技术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套技术眼下正在南方多地精细化落地推广。技术团队走进不同村落、不同地块，根据土壤差异调整方案，针对性破解红壤“酸、瘦、板、蚀、重金属活化”五大难题，构建起“降酸—培肥—减污—增效”一体化治理模式。从江西到湖南，从福建到贵州，这套技术沿着长江以南逐步铺开，牢牢守住南方耕地质量红线。历时近20年编撰完成的《中国土系志》与全国高精度土壤信息网格，摆满了土壤研究所资料室。当年研究员张甘霖放弃海外热门课题，一头扎进冷门的土壤系统分类。带着团队跋山涉水，行程超300万公里，完成5000余个典型土壤剖面勘测。从黑龙江的黑土地到海南岛的红壤，从新疆的荒漠到江苏的水稻田，他带领团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正在推进，这套“中国方案”为其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如今，该方案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采纳为全球土壤分类参考。前不久，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揭晓，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张甘霖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当年那些不理解他的人，有的已经退休。张甘霖很少提起这些，他心里认定，做研究不是为了让人理解，是为了用在实处。土壤之下是生命，生命之上是时光。在南京，另一群科学家把目光投向更久远的过去。作为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古生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与古植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常年手握地质锤、放大镜，穿梭在深山矿区。化石是解读地球历史的“地质时钟”。不同地质时代有不同化石组合，认出化石，就能判定地层的“年龄”。这项看似基础的研究，直接关系着国家能源安全。石油、天然气、煤炭，都与亿万年前的生物活动息息相关。勘探人员要知道地下哪一层能生油、哪一层能储气，就必须先读懂地层这本“石头书”。古生物所陈旭院士建立的笔石化石高精度生物地层方案，直接标定了四川盆地涪陵、威远等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最甜”层位，为国家节省了难以估算的巨额勘探投资。至今，全国主力油田、煤田的勘探队，仍会把岩芯样本送到南京，请古生物所的科学家鉴定地层年代。古生物所所长王军与内蒙古乌海一处远古遗址，相伴走过了二十余个春秋。1997年，一块小小的瓢叶目化石交到他手中，独特的形态勾起了他的探究之心。2003年，他在当地露天煤矿中发现一截直立的植物茎干。那一刻，他敏锐意识到，这里可能原位埋藏着一片罕见的远古化石森林。这片繁盛于2.98亿年前的热带雨林，被远古火山灰沉降作用瞬间掩埋，保存形态堪比意大利庞贝古城，是目前全球保存最好的一处早二叠世原位埋藏古森林。而遗址所处的煤田，开采作业从未停止，珍贵化石时刻面临损毁风险。每一年的适宜发掘窗口期，王军都会带着团队奔赴乌海矿区。矿车往来轰鸣的环境里，他们蹲在岩壁旁，一锤一凿小心剥离岩层，一点点清理、修复出土的化石。二十余年寒来暑往，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一年又一年。2012年，化石产地正式被命名为“植物庞贝城”；2021年，团队解开困扰国际古植物学界近百年的瓢叶目分类之谜；2024年，化石产地入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荣誉加身，团队的日常依旧如初。野外发掘、化石修复、实验分析、论文撰写，工作节奏从未放缓。“全世界仅此一座植物庞贝城，守护它、研究它，既是守护地球的生命记忆，更是为国家煤炭、煤层气等能源安全筑牢基础理论探索基地。”王军语气坚定。采访当天，王军的手机响了。是矿区现场发来的一段视频。他点开，画面里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蹲在岩壁上，手里的地质锤轻轻敲着，小心地剥离一块植物茎干周围的岩石。王军把画面放大，盯着那块茎干看了好一会儿，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新物种。”他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让他们先在现场清一清，回头带回来，咱们再慢慢看。”奔赴长远：热情不退，初心依旧跳出单一科研院所的边界，放眼南京，整座城市的科创图景更为密集。在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实验室里，杜灵杰团队正在调试一台全球首套实验装置。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叫引力子模——一个从上世纪30年代理论提出至今，无人能在实验中观测到的“幽灵粒子”。5年过去，装置还在运转，数据还在积累。杜灵杰不急。他知道，有些实验，急不来。同样在南大，另一支团队与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合作，用太赫兹技术探测全钙钛矿光伏电池的内部载流子行为。这项研究不是为了马上造出产品，而是为了搞清楚“光怎么变成电”这个基础问题。搞清楚之后，转化效率突破了30%。东南大学林承棋、罗卓娟、谢芃团队在《细胞》期刊发表了一项成果：全球首创单细胞数字胚胎，破解了心脏发育的“世纪难题”。这个难题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困扰了科学家整整100年。他们花了100年，才把这个问题理清楚。面向下一代信息产业，早在5G还未普及时，紫金山实验室便一头扎进6G领域。今年4月，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Pre6G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试验网将6G创新技术嵌入5G网络，能力可达5G的10倍。10余项技术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相关技术如今已实现全球部署，推动我国从技术追赶转向定义下一代通信标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多家科研院所，历经多年攻坚突破卫星电源技术，破解了“国内空白、国际禁运”的困局。其研制的SAR卫星载荷专用电源，已批量搭载各类航天器升空，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5亿元。产学研的深度联动，让基础研究走出实验室。依托南京成熟的校地协同机制，天文精密器件、土壤改良材料、地层探测设备等一批技术成果，陆续落地科技企业。南智光电等平台衔接高校基础学科与经营主体，累计转化10余项前沿技术，培育出数十家高科技企业。行走在各个科研阵地，总能看见新老面孔并肩协作。红壤试验田里，老一辈专家现场指导采样规范；高原观测站中，青年技术人员接过设备值守岗位；化石矿区里，中年研究员带着年轻学子辨认岩层、清理标本。在南极内陆，天光所研制的望远镜在极夜里独自运转，数据穿越近两万公里传回南京实验室。这些坚守，以一座城市为支点，沉静地、执着地为全人类拓展认知边界。观察者说 >>>一座城的科学浪漫与担当□ 徐 晋历时多日走访南京多家科研机构，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这里的科研工作，很少主动向外讲述自身的故事。无论是仰望星空的天文团队，深耕田野的土壤研究人员，还是破译地球过往的古生物研究者，大家都守着各自的岗位，按部就班推进工作。有人常年奔赴高原、极地开展观测，有人扎根田间完成日复一日的采样记录，也有人守在操作台旁，反复打磨精密仪器与零部件。这些耗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工作，背后有着大量不为人知的付出，却很少进入公众视野，也几乎不会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当下的舆论环境里，不少领域习惯将成果、经历加以传播放大，追求关注度与曝光度。但在南京的科研一线，氛围截然不同。在这里，工作的重心始终落在研究本身。外界的热点轮番更迭，潮流来来去去，而实验室的仪器照常运转，野外的监测从未中断。大家习惯了安静做事，把精力投入到试验、观测、样品分析这些具体事务中，并不在意有没有聚光灯、有没有外界的关注。这并非刻意低调，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基础研究与生俱来的特质。这类工作本就讲究循序渐进，无法追求短期见效，更不适宜用流量热度来衡量价值。漫长的周期、重复的工序、持续的探索，是日常工作的常态。身处其中的科研人员，也自然而然形成了沉稳务实的行事风格。一座城市的科研气质，往往由一代代从业者共同塑造。南京的基础研究布局已久，多年来始终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行。一群人沉下心深耕一事，一座城保持着从容的步调，不跟风、不浮躁，以长久的积累夯实探索的根基。采访接近尾声，回望一路走来所见的场景，内心多了几分思考。真正有价值的探索，从不需要喧嚣加持。褪去流量与热度的外衣，专注于脚下的路，才能在漫长的求索中稳步向前。南京的科研选择了这样一种状态，在沉静中持续发力，以踏实的脚步，不断拓展认知的边界。本报记者 徐 晋2026-0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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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给地球生命书写“远古家谱”朱茂炎（右一）带领团队开展野外工作。王宁生摄人物小传朱茂炎，1963年12月生，安徽望江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新元古代至寒武纪地球环境和生命演化的研究。其团队原创研究成果曾入选《科学》杂志“2024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以及“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5次入选“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两次入选“十大地质科技进展”。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特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类对自身的终极追问，既是哲学问题，也是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所做的研究，就是用科学方法回答这些哲学问题。办公室里，堆着一摞摞资料的桌面上，摆放着几块野外科考带回来的化石。这些外表不起眼的石头，记录着地球生命演化之谜。“我们的研究就像给地球生命书写‘远古家谱’，追踪生命如何从最简单的形态变得复杂多样。”朱茂炎说。“沉下去之后，感觉问题越来越多”朱茂炎与地质学的结缘，始于少年时代对大山的向往。有次放学和同学散步，看到长江南面的群山连绵起伏，他忍不住感慨：“要是能到大山里爬爬山，该多带劲！”同学随口一句：“以后考大学学地质，搞地质的人天天爬山。”从那时候，学地质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81年，朱茂炎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后并入吉林大学）地质学专业。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朱茂炎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跟随研究员陈均远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中国古生物学家在云南澄江的帽天山发现了保存精美的寒武纪动物化石群——澄江动物群。当年，陈均远正致力于开展澄江动物群的化石发掘和研究工作。朱茂炎说，一次博士论文选题讨论中，陈均远建议他对澄江动物群化石的保存之谜开展研究。于是，朱茂炎动身前往澄江。生物学界有个“达尔文之惑”：在拥有漫长历史的地球上，直到寒武纪，复杂多样的生命才开始出现。这一生命演化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更古老的岩层中，却没有发现这些复杂动物演化的过渡型化石，这与“渐进演变”产生了矛盾。上世纪80年代澄江动物群的发现，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也将“达尔文之惑”再度推到了研究者面前。“澄江动物群是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共涵盖20多个门类、300余种化石，表明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门类在当时都已出现了，尤其以软躯体动物化石的罕见保存为特色。”朱茂炎解释，软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澄江动物群因浅海里的泥沙搅动，快速被埋藏在细腻的泥内，在长期无氧环境下形成了矿物质“保护罩”。此次澄江之行坚定了朱茂炎的科研选择。他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澄江动物群的埋藏学”，自此投入对寒武纪大爆发的研究。朱茂炎说：“沉下去之后，感觉问题越来越多，瞄准问题研究，就能找到科研的乐趣。”“野外科考就是背着馒头上山、背着石头下山”直到今天，朱茂炎仍对1991年去云南的一次科考情景十分难忘。“坐一整天公共汽车到达偏远的目的地，好不容易才找到借宿的地方。”朱茂炎说，第二天清晨，他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剖面和化石。人迹罕至的山区突降大雨，山路陡且湿滑难行，他累得腿肚子直发抖，只能手脚并用，紧紧抓住旁边的草木，才没有滑下悬崖。“野外科考就是背着馒头上山、背着石头下山”，朱茂炎不觉得辛苦，每次发现化石，哪怕是很小的收获，他都乐在其中。朱茂炎第一次尝到“登顶”的喜悦，是2005年他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此前，学界有个假说：地球曾经历“冰河时期”，就像一个雪球，赤道大洋都被冰封了；接着，又迎来“超级温室”时期。两个极端事件结束后，“生命大爆发”开始了。朱茂炎和同行在湖北宜昌三峡地层中发现几层火山灰，证明“雪球事件”在华南和纳米比亚这两个处于不同纬度的大陆上同时结束，从而支持了这个假说的合理性。同时，他们还发现，海洋中发生过一次碳同位素负异常事件，认为当时的大洋氧化水平快速增加，成为导致“生命大爆发”的关键原因之一，为解开“达尔文之惑”提供了可能的解释。30多年来，朱茂炎带领团队，勇敢攀登一座座科研高峰——2020年，朱茂炎团队在澄江动物群中发现5亿多年前的麒麟虾化石，它嵌合了泛节肢动物和真节肢动物祖先类型的特征，是解开节肢动物起源之谜的过渡型物种；2024年，团队成员苗兰云博士在华北燕山地区的地层中，发现了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将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复杂动物的“共同祖先”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往前推了约6亿年；今年，团队与合作单位对湘西花垣生物群的发现研究，揭示了深海环境发生快速演化创新，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朱茂炎认为，科研如爬山，不能想着“弯道超车”，要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所做的工作，看起来是点上突破，实则是一脉相承、系统推进。”朱茂炎说。“要站在整个地球演化的高度来探讨生物演化的奥秘”“地球生命演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涉及大气、海洋、地质，以及分子、基因、生态等不同学科；要站在整个地球演化的高度来探讨生物演化的奥秘。”朱茂炎主张通过国内外合作、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集采众长开展研究。他经常组织国际学术交流会，发起国际合作计划，促进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麒麟虾化石和花垣生物群相关论文的第一作者曾晗，在南京大学读大二时，就被朱茂炎吸收进课题组，周末跑野外、看标本，开展节肢动物化石研究。从进组开始，朱茂炎就要求他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建立节肢动物的化石性状数据库，以便从谱系关系而不是单一化石的角度来开展研究。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关注古生物学研究的进展，朱茂炎经常四处奔走。“我们利用一些活动机会，向地方政府建言献策：保护和发展是一体两面。守护好人类的共同财产，可以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朱茂炎说，通过大家的努力，野外科考得到了越来越多地方的理解支持。1998年，科学家们在贵州瓮安磷矿采区埃迪卡拉纪地层中发现了大量距今6亿年的动物胚胎化石，这是全球研究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朱茂炎心情很激动，想尽办法呼吁各界关注，最终使这一化石产地得到了有效保护。朱茂炎还经常去学校，给中小学生做科普。他展示各类有趣的研究成果，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科学、关心地球的种子。“解开‘达尔文之惑’，我们这一代人做出了一点成绩，但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仍待探索，需要年轻人接力干下去。”朱茂炎说，团队目前正在推进3个方向的研究：继续深耕“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探索更早期的生命演化轨迹，开展生命起源和地外生命研究……攀登新的“高山”，他们一直在路上。记者手记涵养做科研的定力和耐力“坐不住冷板凳，就出不了真学问。”这是朱茂炎常说的一句话。地质古生物学的科研工作是“慢工”，从出野外采集化石，到实验室里分析处理，周期本就漫长；要挑战“无人区”，做原创探索，是需要下功夫的“细活”。在许多课题研究中，朱茂炎团队虽然早已发现关键化石，但未急于发表论文，而是花数年时间沉淀积累，先把这些珍贵化石研究透彻，再动笔成文，最终一击“命中”，做出一个个扎实而有重大突破的研究成果。科研道路漫长，想要做出真学问，离不开“慢工出细活”的定力，更离不开坐冷板凳的耐力。期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踏踏实实，不急不躁，涵养定力和耐力，做出更多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科学研究。本报记者 姚雪青《人民日报》（2026年06月05日 第 06 版）2026-06-08 -
【新华网】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新华社上海4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上午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2026-05-29 -
【科学报】25次闯藏北无人区，他在5000米高原与野狼对峙20年前，西藏藏南普兰县，海拔近5000米，张以春爬了两个小时登顶一座山，气喘吁吁地蹲下来兴奋地查看满地的化石。一抬头，不到100米处，一头狼正盯着他。身后没有退路，他手里只有一把地质锤。20年前，西藏藏南普兰县，海拔近5000米，张以春爬了两个小时登顶一座山，气喘吁吁地蹲下来兴奋地查看满地的化石。一抬头，不到100米处，一头狼正盯着他。身后没有退路，他手里只有一把地质锤。好在狼最终走了，张以春松了口气。短短几秒钟的对峙，在他心里却仿佛过了很久。在此后的24次藏北科考中，张以春还遇到过2米多高的棕熊、能把越野车顶翻的野牦牛，以及随时可能吞没车队的暴风雪。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的张以春，依然每年都会去藏北无人区，用他的话说，“这些科学问题如果我能研究出来，这辈子就值了”。4月15日，张以春在西昆仑向阳峰进行野外科考。南京古生物所供图“车像跷跷板一样挂在冰窟窿口”2001年，吉林大学大三学生张以春第一次进藏。他跟着老师去实习，当时河里的冰还没化。车队行进中，一辆车差点掉进冰窟窿——冰窟窿边上一块大石头刚好挡住了车底盘，整辆车像跷跷板一样挂在窟窿口。“如果掉进去，一车人都没了。”张以春回忆。那是他第一次见识青藏高原的凶险。当时没有柏油路，没有水泥路，连藏北大北线都是土路，更没有路牌。车陷进沼泽是家常便饭。2006年，正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张以春和师兄两个人去藏南普兰县考察，那里几乎没人。这一天他们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决定到一座山上碰碰运气——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基础上再爬800米高。张以春爬得快，将近两小时就登顶了，上去就发现了满地化石。他立马蹲下来翻看，正兴奋时突然感觉有点异样，一抬头，发现一头狼就在将近100米外盯着他。“没有退路啊，只好拿着地质锤跟它对着瞪眼，盯了一会儿狼才走。”张以春说，经验告诉他如果不是一群狼就没事。张以春接着说，最怕的不是狼，而是藏北的野牦牛。“野牦牛虽然吃的是草，但领地意识很强，好几吨重的它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你。”所以每次开车进入沟口前，他们要使劲鸣笛一分钟，这样山里的动物收到“通知”会尽量避让。谈及此，张以春分享了另外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在2024年藏北科考的第一天，团队考察时远远看到一个体形很大的东西朝他们走来，张以春潜意识认为是一头野牦牛，赶紧招呼大家后撤，为了防止发生高原反应，他还提醒大家不能急速奔跑。撤回到距车1公里的时候，中间还有个沟渠，他更着急了，继续带领大家又花了20多分钟才回到车附近，相对安全了。这时那只动物也离得近了，他们这才看清楚，同时也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来的是一头体格非常大的棕熊，站起来得有2米多高。“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这么大的熊呢。”张以春说。比野生动物更难对付的是天气。2021年5月，张以春带队去西藏羌塘无人区，车队刚进去时天气还好，到了龙木错南面突然下起暴雪，路上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开，也不知道开了多久，直到遇到一条小溪，顺着流水找到源头，才终于找到一块平地扎营。“那年科考途中下了好几场大雪，帐篷都快被压塌了。”“但是找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石头，收获很大，不虚此行。”张以春说。20多年来，他平均每年要到青藏高原30多天，目前一共去了25次。每次进藏前，他都会给团队做安全培训：高海拔第一件事是缺氧，身体机能、新陈代谢都会变化，遇到意外不要跑，要慢慢走。他还会叮嘱学生，看到石头不能上去就敲，要先往山上看看，敲下去会不会造成坍塌。2亿年前的板块漂移之谜张以春为什么非要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进藏？这要从一个国际地学难题说起。特提斯造山带的形成演化，是关乎欧亚大陆地形格局与巨量矿产、油气资源成因的重大前沿科学问题。欧洲学者曾提出“基墨里陆块”假说，认为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地块于3亿年前到2亿年前从南方的冈瓦纳大陆裂解，向北漂移。这一巨型陆块从西部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经过帕米尔、青藏高原再到云南西部和东南亚，长度达上万公里，是矿产资源、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但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地块是如何排布的？它们何时裂解、何时北漂？青藏高原是基墨里陆块最复杂的区域，其内部存在数条特征迥异的缝合带，这个巨型陆块如何穿越构造复杂的青藏高原仍是悬而未决的国际地学难题。张以春带领团队数十年来在西藏的喜马拉雅、拉萨地块、南羌塘和北羌塘地块以及缅甸中南部开展了详细的地层古生物工作，足迹遍布藏北大地。研究证实，基墨里陆块在青藏高原上实际由两个不同的陆块组成。南羌塘地块和云南西部的保山地块、缅甸掸邦高原的Sibuma地块，组成基墨里陆块的北支；而拉萨地块、腾冲地块和缅甸掸邦高原西部的Irrawaddy地块相连，构成基墨里陆块的南支。张以春等提出的新模式认为，基墨里陆块由两个地块群先后漂移，而青藏高原是其“中央枢纽”。这一认识是对传统理论的重要突破。“我大学期间就对古地理重建非常感兴趣，这事儿很酷，让我有可能明白2亿多年前板块是怎么运动的。”张以春说，“正巧青藏高原就是这么个地方，从土耳其、伊朗经过青藏一直到东南亚，达上万公里，其中青藏高原是最复杂的。”为羌塘油气勘探“铺路架桥”张以春的科研工作，始终与国家需求紧密相连。羌塘盆地是近年来油气资源勘探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其位于藏北无人区，野外条件异常艰苦，构造异常复杂，长久以来地层研究程度不高，早期研究产生了很多偏差。这阻碍了古地理的重建。张以春带领南京古生物所李四光青藏高原地层古生物科考突击队，来到这片基础极其薄弱的无人区，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确定了南、北羌塘地块不同的晚古生代地层系统和古生物地理。具体而言，北羌塘地块在晚古生代（4.19亿年前至2.51亿年前）一直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发育暖水动物群；而南羌塘地块在二叠纪早期（约2.95亿年前）位于南方冈瓦纳大陆北缘，以冷水动物群占主导；羌塘盆地中央的龙木错-双湖古特提斯缝合带代表了古特提斯洋的遗迹，是南、北羌塘碰撞时原位形成的。张以春等在羌塘盆地的研究中提出了北羌塘地块含广泛二叠纪煤层、南羌塘地块二叠纪时内部发育裂谷的创新性认识。这些研究为羌塘盆地的油气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地质支撑。这项研究成果荣获2024年度自然资源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多年来，张以春25次奔赴藏北高原。他的故事并非由瞬间的壮举构成，而是由一次次在困难面前的选择、一天天在高原上的坚守凝聚而成。本报记者 张楠2026-05-21 -
【科学报】以科普为桥，以传承为脉，凝聚两岸同心
南京古生物所举办公众科学日活动5月17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联合江苏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单位，在该所即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旧址举办“科学传承?同心致远”在苏台胞地质古生物文化交流活动。活动同步在南通、贵州开设分会场。5月17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联合江苏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单位，在该所即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旧址举办“科学传承?同心致远”在苏台胞地质古生物文化交流活动。活动同步在南通、贵州开设分会场。本次活动立足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研院旧址，以中研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百年科研传承为主线，将历史溯源、科学精神、前沿成果、两岸交流有机融合。活动邀请在苏台胞、两岸婚生子女等60余人参与，通过旧址沉浸式参观、院士讲堂、台湾科学家科普、全国重点实验室探秘等环节，让台胞直观感受中国地质古生物学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中国科学院院士、民盟盟员朱茂炎做《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普报告，展现我国生命演化领域国际领先成果；台湾省科学家廖俊棋以《华夏大地的恐龙王朝》为题，分享我国的最新恐龙研究进展。“穿越1928”参观支线，大家从中研院总事办到研究殷墟甲骨文的语言所，再到李四光工作过的地质所，聆听早期地学大师的科学报国故事，在青砖绿瓦间感悟科学家精神。科技最前沿参观支线则走进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珍稀化石与前沿仪器中体验科研魅力。“穿越1928”参观支线院士讲堂现场科技最前沿参观直线。本文图片均由南京古生物所提供2026-05-18 -
【澎湃新闻】中国首枚“金钉子”所在地浙江常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牌开园5月8日上午，常山县文化博览中心高朋满座，常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专家、国内外世界地质公园代表等200余人齐聚常山，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5月8日上午，常山县文化博览中心高朋满座，常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专家、国内外世界地质公园代表等200余人齐聚常山，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揭牌仪式常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总面积1043.10平方公里，拥有中国首枚“金钉子”——奥陶系达瑞威尔阶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完整保存了近10亿年连续完整的地层序列。1997年，常山黄泥塘剖面被国际地科联批准为中国首枚“金钉子”，也是奥陶系的首枚“金钉子”。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要对比同一时期的地层，都必须以这枚“金钉子”作为唯一标准。常山世界地质公园黄泥塘达瑞威尔阶“金钉子”剖面在揭牌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的地质科研成果数据库正式上线发布。作为中国首枚“金钉子”的奠基人、常山世界地质公园申报的核心专家，陈旭院士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书籍及电子资料捐赠给常山。他表示，今后将继续关注常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持续为公园贡献自己的力量。会上，还举行了聘任专家委员会专家仪式，四川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四川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赠送了特色矿石展品，常山发布了《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四年行动计划》，系统勾勒了未来在保护、科研、科普与社区发展等领域的建设蓝图。在签约环节，多项合作协议相继签订：三衢山巨型碳酸盐建造的形成机制及科学价值研究项目签约、常山世界地质公园与姊妹公园签约、浙江省地质博物馆与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馆际合作协议签订、常山县林业水利局与江山市林业局签订合作协议、常山世界地质公园运营协议签署，标志着公园建设正式步入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合作化的新阶段。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全新的IP形象与精品研学路线同期发布，6家合作伙伴代表接受授牌并作承诺发言，科普志愿者团队授旗并庄严宣誓，展现了社会各界共建共享世界地质公园的坚定合力。揭牌开园活动后，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分别前往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金钉子保护区、等点位开展现场考察。同时，深度考察了公园核心地质遗迹资源、合作伙伴企业以及科普社区建设。参观博物馆公园内寒武-奥陶系岩石中富含硒、氮、硼等元素，风化形成富硒土壤，孕育出胡柚、油茶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常山享有“中国常山胡柚之乡”“中国油茶之乡”之称。依托世界地质公园国际高端交流平台、行业盛会窗口，常山持续打响“两柚一茶”区域公用品牌，推动特色优势农产品走向更广市场，是地质资源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成功典范。常山世界地质公园是幼年期生物礁灰岩喀斯特地貌、壮美的花岗岩地貌和柔美的水体地貌交相辉映的旅游胜地。公园内的三衢石林，发育了46座石峰与11个溶蚀洼地，是中国东部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之一，被誉为“华东第一石林”。穿梭在迷宫般的石芽森林中，石林、溶洞、一线天等微地貌如同大自然雕塑的天然展厅。位于东案乡的白菊花尖，是公园第一高峰。其中峡谷幽深，森林覆盖率达95%，负氧离子高达4.5万个/立方厘米，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常山世界地质公园石林迷宫为守护这片亿年地质遗产，常山县以世界地质公园创建为契机，统筹推进保护、科研、科普与产业融合发展。2023年初正式启动申报工作，创新建立“领导小组+管委会+专家智库”模式，联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四川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先后赴云南、四川等地实地学习10余处世界地质公园建设运营模式，与雁荡山、三清山等12家知名世界地质公园缔结友好姊妹公园，建成2座地质博物馆、2所科普学校、1个科普社区，实施2处核心地质遗迹保育工程。同时，常山精心打造6条沉浸式、体验式精品地质研学线路，创新融合非遗文化与地学知识，特色开发复合型研学课程；深耕“地质+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串联世界级地质景观、山水生态等资源，打造6条全域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培育打造“地质公园一桌菜”、笔石特色文创面点等本土美食IP，大力发展矿坑露营、古生物探秘等新兴休闲业态，有效带动周边民宿、餐饮、乡村旅游等关联产业提质增收。另外，还积极联动全县30余家本土龙头企业，研发地质纪念周边、常山风物特产等特色文创产品67款。常山的故事，是大地与人类的共生史诗，更是献给未来的生态启示录。当地将努力把这座集科考价值、美学价值、生态价值于一体的世界级自然景观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充分释放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效应。“接下来，常山将围绕世界地质公园金名片，推动文旅、农业、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切实将地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常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党组党组书记、主任郑秀平表示。常山传媒集团记者 张曌 通讯员 章霞霞2026-05-09